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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若愚的博客

我在故我思 我思故我在 爱思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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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李海,男,汉族,1961年4月出生。先后任教于黑龙江省绥棱县第一中学、浙江省温州泰顺育才高级中学、广东省碧桂园学校,现任黑龙江绥棱县第一中学高级政治教师,并兼任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研究会会员、全国创新学习研究会会员、中华教育研究会会员,先后被国内五家杂志社聘为特约通讯员或特约编辑。1987年以来,在省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论文、教材分析、试题研究、教案、教学建议等教研文章507篇,主编与合著教学用书12本,由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21项科研成果受到国家、省、市有关部门的奖励。被同行誉为学者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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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苦乐行(二十)  

2010-07-10 11:27:38|  分类: 民办学校经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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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苦乐行(二十)

苦乐行归来

那是2008年6月,家里来电话催我回去,因为家里孩子的病有些加重,爱人一个人在家有些力不从心,加之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的状态,精神接近崩溃。当时县委有一个好政策,那就是:包括前几年去林业局的老师在内,凡是去外地的老师都可以回来上班,赶在此时回来可以减少许多麻烦,于是决定返回。

早在2006年,家里人就催我回去,因考虑到家庭生活困难等因素,出来一趟很不容易,所以暂时就没有做回来的打算。同时,为了增加年薪我在寻找更理想的学校,因为对于我的家庭来说,一年多赚一万元钱就解决了不小的问题。于是,2007年我去了广东,在那里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教学生涯。虽然回家的路程远了,但“坚持”是我一贯的作风。

2008年6月,在家里人和亲属的一再催促下,我终于下定决心,决定回家。当时主要有三点考虑:第一、现在不回去,十几年以后也得回去,反正早晚都得回去;第二,我的工资关系在我走后的第二年便被停了,这是我的一大后顾之忧,此时也想回去看看工资关系;第三,想当初出去打工是为了孩子,现在为孩子也要回去,因为孩子的病并不仅没有发生根本的好转,而且对家人的直接和间接伤害越来越大。根据以上想法,经过再三考虑,抱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心理,我向学校说明情况,因为合同一年一签,第一年的合同期是从2007年7月20日至2008年7月20日,此时离合同期满有一个月的时间,按着合同规定,受聘教师如果想离开学校,必须待合同期满前一个月的时间提出,否则要包赔学校因此造成的损失。

在向学校提出离校要求之后,我开始做离校的准备。按着学校的规定,入校要办理入职手续,离校也要办理离校手续。离校的手续包括退还公寓的各种生活用品、向学校申请返还各种押金以及一系列由若干部门的签字手续,程序非常繁琐。同时,还要照常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否则年终奖就会受到影响。于是,我利用课余时间,把几年来在外边积累的资料、书刊和生活用品寄回家。接着又跑了三四十里地取回一年来学校给教师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同时,提前把公寓退掉,暂时住在来自湖北籍咸阳市一位老师的公寓里。为了答谢这位老师,临行前我还请了他和另外几位老师在碧桂园附近碧江村的一个饭馆就餐,那天感觉心情很复杂,既恋恋不舍又归家心切。

为了不耽误下学期的工作,我委托一个亲属找到当时任教育局局长的刘玉祥,把我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刘玉祥基本上没有反对。我和刘局长几乎没有接触过,在这个事情上我当时就感觉局长大人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这样,在一个流火的日子,我便踏上归乡的列车。一路上,我从民办学校的新朋友想到了县一中的老朋友,从几年前离开县一中的艰辛想到了如今离开民校的无奈,从民办学校的弹性工作制,想到了公办学校僵化的工作程式,从地区之间的工资差别想到了我工资的去向不明……总之,我想了很多很多,最后归结为两个字——“生存”。其实,自从我踏上民办学校那天,教育对于我来说,就已经由崇高走向谋生,教书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对于不少教师来说不过如此。

2008年7月初的一天,在几次寻找无果的情况下,我终于在教育局局长办公室见到了刘玉祥局长。他正在上网查阅新闻资料,我轻轻敲门厚就进了去,我首先进行了一下自我介绍,他示意让我坐下来。他说象我这种情况按规定超过六个月就开除了,是没有组织性的表现。而我把当时家里的困难和我正常请假的有关情况,作了概括的申述。他略带同情地说,“走就好好走吧!”,接下来的话虽然他没有继续说,但我懂了这句话的潜台词,那就是“我与某校长打仗才走的。”其实,我没有和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闹矛盾。这时,我突然想到几年前就有朋友告诉过我,说局长很恼火,原因是我和某校长闹得不愉快才走,并声称若我不马上回来就立即开除我。看来朋友的话并非空穴来风。实践证明,“小报告”从小孩到成年人都是有的,学生向老师打“小报告”,老师向校长打“小报告”,校长向局长打“小报告”,似乎成了规律。年轻的时候我就耳闻目睹过某校长向教育局长给老师“捏罪状”的事。为了达到打击报复的目的,向上级反映老师的“情况”,往往是有一说二,有二说三,而身为教育局的局长往往平时接触的都是校长,基本不接触老师,所以也就宁可相信校长的话,也不会相信老师的话。由此可以看出,先给老师罗列“罪状”,然后向上级反映,既取悦了上级,又打击了“异己”,这可能是某些基层学校管理者一箭双雕的“普遍技俩”。当然,刘局长头脑清醒,在批评我“不该仍个假条就一走了之”后,承诺把我的编制重新恢复,开学初上班。三个月以后,终于发现了我的工资关系,原来是被拿到县试验小学,据财政局讲,我的工资根本没有停,但我的工资却没了踪影,好在教育局和人事局答应给我按原工资对接。至此,工作才转向正常。

通过民办学校的苦乐行,我最大的收获是脸皮比原来“厚”了,为了维权哪里的浑水都敢蹚;最大的经验是认真做人和做事;最大的幸福是充实地工作和生活;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象有的老师那样保住正常的工资关系。不过,我找到了最大的靠山,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我得益于共产党的好政策,尽管我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还是希望共产党能执政长久。当然,我最大的期待是提前退休,然后无后顾之忧地去民办学校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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